股腰包从一方水土到时代经验，梁家辉等人共话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

“我没有千面，我做的始终是一件事情——把我演的人物放回他的土地。”在8月8日举行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——北京电影论坛现场，演员梁家辉的一句话，道出了电影与土地、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。从电影根植的地域文化、引领的大众审美到折射的时代记忆等，此次论坛以“百花绽放光影共生：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”为主题，汇集来自电影创作、理论研究等领域的嘉宾，以演讲和交流的方式，回望中国电影的精神脉络，探讨中国电影文化的内涵与振兴。

论坛现场。

拓宽经验边界，电影如何塑造一个时代的感受力

中国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高世名在致辞中说，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，必须依托电影经济和电影文化的“双轮驱动”。振兴电影文化，首要是彰显电影的文化属性，要告别流量崇拜，回归内容为本，扎根中国大地、映照时代现实、体察人间冷暖、回应大众心声。

振兴电影文化，核心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。电影需要以深远博大的文化关怀来建构时代精神、塑造社会意识、传承文明基因、凝聚民族共识。面对技术变革，电影工作者要将挑战转化为“行动影像”的契机，让影像成为触动感知、召唤大众共创的生动实践，借以重塑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底蕴。

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、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、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长丁亚平则从“一个时代的感受力”切入，谈电影如何塑造共同经验。

“去看电影，情节会渐渐地淡化，但其中某个演员的某句台词或某个背影，却可能留在心里很久。”丁亚平用“看见自己、感受他人、成为我们”三个关键词概括电影与观众的关系。

电影首先让人看见自己。那些疲惫、牵挂、犹豫、不舍等难以言说的情绪，往往藏在一句平常的话、一次沉默、一个细微动作中。《好东西》中都市女性之间的陪伴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的潮汕方言和侨批，都让观众在别人的故事里认出自己的生活。

电影还让人走近陌生的人生。“感受他人意味着在做出判断之前，多停留一会儿。”丁亚平说，比如《小小的我》让观众看到残障人士向上进取的生命力；《浪浪山小妖怪》中几个不起眼的小妖，也让无数普通人看到了自己默默努力的身影；《南京照相馆》则让沉重的历史记忆拥有了具体的人物面孔。在他看来，当个人经验进入讨论、观看，电影便走入公共生活。“我们因生活在同一年代而相遇，也因电影走进彼此，成为真正的同时代人。”

抖音年度电影垂类创作者董电影，则以普通影迷、自媒体创作者的身份分享了自己对中国电影的期待。

“我是一位被电影光盘照大的孩子。”董电影说，童年时，电影光盘打开了他的想象世界；短视频时代，又让他找到传播电影的方式。2008年，他第一次在手机上看到电影解读视频，被其中对影片细节的挖掘吸引，此后，他开始自学电影知识，在网络平台分享自己的理解，并持续讲述中国电影人的故事。他曾为自己的账号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做一位对中国电影有用的人。”

谈及中国电影的期望，他总结出三个关键词：“真、勇、信”。

“电影拍的不是艺术，而是人心。”他说，技术可以不断进步，但真正打动观众的，仍是真实的人和真实的情感；真正令人难忘的作品，往往不是最安全的作品，而是敢于触碰真问题、敢于挑战观众审美惯性的作品；而电影与观众之间最珍贵的纽带，则是信任。董电影认为，中国电影真正的好时代，不一定只是票房最高的时代，而是“真诚被尊重、勇气被鼓励、信任被建立的时代”。

山河记忆与观众共鸣，电影人的创作之路

论坛现场，一线的电影创作者也借自己的演艺经历，讲述了电影与文化的紧密相依。

“随着内地与香港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，许多香港演员来到内地工作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”演员梁家辉动情说道，“有人问我北上是否是一种选择，我回答不是选择，而是回归。”

早在1982年，年轻的他就被导演李翰祥带到北京拍摄《火烧圆明园》《垂帘听政》两部电影，他犹记得第一次踏入故宫的震撼：“那不是布景的恢弘，而是历史的恢弘，是民族记忆的恢弘。”他说，那一刻他意识到，电影不仅是讲故事，更能够承载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回望和对文化的敬仰。

此后，北京对他而言不再只是一个城市名称，而成为触摸中国历史的现场。他走过胡同、街巷，记住了那里的烟火气，也在拍《新龙门客栈》《东邪西毒》时看过甘肃敦煌的风沙、陕西榆林红石峡，这些都刻在了他的记忆之中。“当大好河山碰上电影人的想象力，那种震撼，时至今日仍未褪色。武侠动作、浪漫情感，因为那些不同地域文化的存在，都被提升了一个档次，对于后来的华语大片也有很多启迪。”

跨越南方到北方，东方到西方，这位千面演员由此有了对地域文化的独特敏感。尤其《情人》这部作品，更让他走进一段“跨越地理、文化、语言、年龄的爱情故事里”。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与语言中出入让表演变得更有挑战，也让梁家辉意识到，电影的魅力就在于“跨越”。“它不问你是谁，来自哪里，说什么话，只问你能不能把一个人物立起来，让观众相信。”

“每一个角色，都是一方水土养出来的。”梁家辉说，每个角色都有其生长的土壤，有语言、饮食、气候、历史和人情，“我做的始终是一件事，就是把人物放回他的土地。”

编剧、导演、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张冀，则从一名普通观众的记忆讲起。

童年时，他坐在湘西老家的露天放映场，仰望夜空，等待银幕亮起；后来在电影院观看谢晋导演《芙蓉镇》，银幕上距离家乡仅70多公里的风土人情，居然让自己感到了陌生与奇异。多年后，当他成为电影工作者后重新观看这部作品时，他深感一名电影人的骄傲。

论坛与会嘉宾合影。

在张冀看来，电影之所以伟大，在于它能够容纳不同人生。“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都可以得到尊重，悲剧和喜剧可以并驾齐驱，类型片和现实主义可以等量齐观。”

此外，电影还有介入现实的力量。他记得有一次遇到了一位创业者，对方告诉他，自己正是因为观看《中国合伙人》而决定创业，而他并不知道张冀就是这部影片的编剧。“我不知道我是帮了他还是害了他。”张冀笑言，但这件事让他意识到，电影拥有改变人的力量——它可以在黑暗中慰藉一个绝望的人，也可以给一个普通小镇青年走向远方的勇气。

在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中，主角李善德面临的最大难题，是如何让千里之外的岭南荔枝抵达长安时依然新鲜。他最终找到的答案是：“荔枝不离枝”。而在银幕之外，导演兼主演大鹏也有自己的“保鲜之道”——让电影始终与观众相连。

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，大鹏坦言自己并非科班电影人，而是在与观众不断交流中学习。早年拍网络视频时，他会认真阅读每一条评论。“我的老师就在电脑的另一端，他们免费给我上课，而且从来不留情面。”面对观众的批评，他始终心怀感谢。“真正的放弃是沉默，愿意批评你，说明观众还在乎你。”

在他看来，中国电影文化的形成，不只发生在银幕之上，也发生在人与人的交流之中。“创作者从银幕这一边把真心递过去，观众从另一边把共鸣送回来，这一来一回，一部电影才真正完成。”

论坛现场还发布了《北京与中国电影》图书、《跨越20年：中国电影生态演进》（上下篇）及《2026中国电影艺术报告》《2026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》等重要成果。

美港通证券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